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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大学迎来建校110周年纪念日。从建校时“应导淮工程之急需”而开设两年制“特科”，到新中国成立时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再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等一系列大国工程，河海人一直在“与国家共进，和时代同行”。
今天，这所大学培养了30多万名毕业生。他们秉持“大哉河海奔前程”的气概，续写“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河海人，哪里就有河海大学贡献”的时代篇章。
10月27日，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大学迎来建校110周年纪念日。
110年前，以“养成河海工程之技师”为宗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探求治水兴邦之路。
今天，这所大学培养了30多万名毕业生。他们秉持“大哉河海奔前程”的气概，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续写“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河海人，哪里就有河海大学贡献”的时代篇章。
数百年来，因黄河、淮河决口、改道，黄淮流域诸省一年数灾，国家和民众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江苏南通人、晚清状元张謇曾目睹黄河决口的惨状，还乘船勘查黄河水情，寻求治水之策。
20世纪初，由国人主持设立的第一个近代大型水利管理机构——全国水利局成立，张謇出任总裁。他提出一系列治理江河的主张，力图“兴水利而弭水患”。
然而，水利专业人才的匮乏困扰着这位爱国实业家。他曾考虑借用外国的力量，但认为此举耗费钱财，且外国人语言不通，不熟悉我国河流的历史、地理，因此仅作“权宜之计”。
“开河海工科专班”的方案由此进入张謇的设想。他起草《请设高等土木工科学校先开河海工科专班拟具办法呈》，强调“储才为急”。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开创了中国水利高等教育的先河。
治水是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长期研究校史的河海大学档案馆教师李舍梅认为，成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不仅是为了在技术层面解决治水问题，更是考虑到国家的水权乃至主权问题。“张謇不仅关注黄淮水患，长江、松辽流域都在他的规划范围。”
1950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河海师生再次站到为国治水的第一线。
“一九五一年暑期参加治淮同学应于五二年暑期毕业……”今天的河海大学校史馆陈列着一张特别的毕业证书，证书右下角用印章印着3行“附注”，记录了那届学生参与治淮的一段特别经历。
1954年8月的毕业致辞，是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华东水利学院院长钱正英从抗洪一线发来的。因为防汛工作紧张，她不能参加毕业典礼，就给毕业生写了一封祝贺信，刊登在《水院快报》上。她希望同学们“不辜负人民的期待”，“继续锻炼自己”。
在河海大学的校歌里，这段期许被总结为一句话：“毋负邦人期。”历经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工科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等不同阶段，这句话所承载的办学责任传承至今。
在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起草的《旨趣书》中，张謇阐述了学校的育人主张，即“三个注重”：注重学生道德思想、注重学生身体健康、注重实地练习。
从事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研究的窦智教授几乎每年都要带学生到重大工程现场考察：去白鹤滩探究水电站怎样做到“不漏水”，到溪洛渡观察坝体和山体的相互作用，在滇中引水工程研究涌突水问题……
窦智说，河海大学的学生要有丰富的现场实践经历。亲历大工程现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学生，都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海洋科学专业2024级博士生王超宇对“注重实地练习”印象深刻。他表示，学院的教授不是在养殖基地就是在加工厂区，还常常把养殖户的病害鱼类带回实验室研究。
老师跑现场，学生就得跟着，不知不觉中很多学生养成了到现场探究的学习习惯。据王超宇估算，自己读硕士期间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是在一线基地度过的。
王超宇很享受这种状态。他的研究方向是海洋生物，他说，实际成果才能检验研究价值，因此必须多跑现场。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教授陶爱峰记得，自己在评教授之前，被校领导问及“教授和副教授要有什么区别”。陶爱峰后来领会到，在河海大学，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答案的，“教授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项目，而要到一线去，寻找真问题”。
如何注重当代学生的道德思想？陶爱峰创造性地提出“课堂七问”教学法：知识点、理论、课程、专业、学科、学校、人生，从为什么要学习某个理论，到为什么要读大学，最终谈到我们究竟想度过怎样的一生。
陶爱峰曾被学生推选为“最喜爱的教师”，他希望通过这“七问”帮助学生保持一颗清醒、能够独立思考的大脑。
1982年，时任校长严恺为学校写下了16字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他说：“水利是艰苦的事业，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在生活上一定要艰苦朴素。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是严肃认真的，不能马虎，所以还要严格要求，要有创新精神，才能取得独特成就。”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设计总工程师徐建荣一度为自己没能在大学期间把口琴学会而感到后悔。他说，设计建造白鹤滩水电站期间，他长期待在深山里，工作条件艰苦，日常生活枯燥，“要是我会口琴，在工地上的生活就不会那么单调了”。
但他强调，正是河海大学教会了他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是河海校训激励着他去探索工程实践中一个个未知的领域。
徐建荣是在高中物理老师的建议下报考河海大学的。他的数理化成绩好，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老师建议他报考“南师后门出去的那所学校”，“那是搞工程的，不错”。
事实上，当时徐建荣也不知道这所学校好在哪儿，直到他开学后看了学校给新生播放的“75·8”特大洪水灾害纪录片。他深受触动，意识到“水利太重要了”，一下子有了沉甸甸的使命感。
徐建荣主持设计的白鹤滩水电站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在这项大国工程中，他吃了不少苦，但也体会到了把蓝图变为现实的成就感。他说，这是河海大学为他打下的基础，“学习水利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回首40多年前的大学生涯，徐建荣仍对徐芝纶教授的《弹性力学》课印象深刻。“徐老师讲课深入浅出，高难度的课程我们也听得入迷，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长期以来，河海大学汇聚了一批大师级的教师。20世纪50年代华东水利学院阶段，全国50多位工科一级教授，“华水”就占了4位。徐建荣说，自己读书的时候，知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常见的事。
杨海霞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进入徐芝纶教授领导下建成的结构力学教研室。杨海霞发现，徐芝纶把工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断地补充进他的教案里。
徐芝纶当时已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记者注），本着“学无止境，教亦无止境”的原则，他始终坚持给学生上课，并指导青年教师“怎样讲好一门课”。
对青年教师，徐芝纶的要求是从助教干起，先随堂听课，再进行试讲，接着讲习题课，再进行部分章节的讲课，最后才能独立讲授一门课程。杨海霞说，这一套流程下来，起码需要3年时间。
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教师不敢有懈怠。杨海霞说，刚工作时，自己脑袋里的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紧绷着的。
在河海大学，从严治教的传统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里。陶爱峰说，今年他已经多次被校长郑金海问到“今年上课和去年有什么不一样”。校长说：“如果你感觉今年上课和去年是一样的，那就说明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
“校长的意思是，作为教师，要时刻关注日新月异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要经常思考学生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陶爱峰说，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要有危机感。
“2025届毕业生徐富航，毅然奔赴雅砻江水电开发一线“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中，河海大学校长郑金海在演讲中提到了该校一个普通毕业生的去向。
从建校时“应导淮工程之急需”而开设两年制“特科”，到新中国成立时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再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等一系列大国工程，郑金海说，河海人一直在“与国家共进，和时代同行”。
郑金海在河海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整个学业和职业生涯都浸润在河海的文化之中。他记得，1995年参加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师生见面会，老校长严恺院士问他对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的认识和看法。
突如其来的“大问题”让他不知所措。随后，老校长分享了自己对打通长江口、发挥黄金水道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看法，进而鼓励他踏踏实实学习。
这次经历让郑金海深切地感受到，老校长平常思考的都是“国之大者”。这种家国情怀也感染了郑金海。他说，那次见面聊天之后，内心增添了身为河海人的自信和自豪，并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在新中国治理淮河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佛子岭水库建设中，河海大学校友、时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的汪胡桢用一座独创的连拱坝，给淮河治理事业留下了惊艳的一笔。
汪胡桢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一届“特科”班学生，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全国水利局任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水库所需的钢筋、水泥等物资匮乏，而传统的重力坝需要耗费大量的混凝土，汪胡桢悉心研究，大胆采用连拱坝坝型，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投入。
今天，这座掩映在绿水青山之中的连拱坝被列入水利部公布的“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还成了AAAA级景区。
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河海大学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在坝区18平方米的宿舍里住了27年，被人们称为“工地院士”。
很多人都知道，郑守仁的心里装着一本“家国账”。他为国家节省数以亿计的工程投资，出差却连一张全价机票都不舍得买。
“天下有溺犹己溺，此志毋稍弛。”河海大学党委书记杨桂山说，校歌里的这句话生动诠释了河海大学师生校友深厚的家国情怀。如今，河海人活跃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中，成为国家大江大河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开发与利用的中坚力量。
“我饮河海一滴水，我献祖国一生情。”今天，在很多重要场合，河海大学师生会用这句话向新时代表白，也表达他们对110年前建校初心的坚定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