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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于6月7日开考，除了考生与家长高度关注，无数经历过高考大关的国人也再次激活了集体记忆。本文是一位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功“上岸”的77级大学生对中国高考近50年来的反思。
作者指出，高考作为社会流动的总开关，1977年恢复高考可谓标志着中国社会基本价值的改变，教育能绕过社会等级的藩篱改变人的命运，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然而，当高考选拔出几代人才后，社会结构的转型仍未完成，阶层有固化的趋势：一方面，社会流动速度下降，阶层跃升减少；另一方面，社会中上层出现了代际接续现象，“拼爹”“寒门无贵子”的现象开始凸显。二者共同滞缓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影响中国社会持续进步。前不久“张雪峰去世”引发的热议，即反映出普通家庭及中低收入群体对社会流动趋缓、教育竞争内卷化的深层焦虑。
本文指出，当前，人们凭借个人努力和公平规则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跃升的途径，正在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挤压。以高考为例，现在高考还在，高考仍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主渠道，但高考竞争同时也意味着一次“家庭实力总决赛”。由此，形式上的、规则上的公平性，就受到了金钱、权势和人脉等等“场外因素”的消解。因此，要保持高考公平性、维护社会正义、保障社会流动，让更多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跃升，仅仅靠“张雪峰们”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社会精英，共同担负起那份社会责任。
3月24日，网红张雪峰突发心脏病去世。那天网络上、微信群里铺天盖地都是这个消息。有资料显示，有关信息在微博上阅读量超过15亿次，抖音、快手相关视频总播放量超50亿次，微信上超10万阅读量的网文逾百篇。这几乎构成了一次“舆情事件”。我原本不知道张雪峰，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但很快便发现，我周围的人（尤其是家里有学生的家长们）对此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3月28日，张雪峰告别仪式在苏州举行，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据说有成千上万民众自发前往殡仪馆送别，场面感人。我的一位苏州朋友告诉我，当天许多外地人专程驾车来送别张雪峰，以至于苏州周边的高速路口发生了拥堵。我这才意识到，张雪峰是个现象级的人物，送别张雪峰也成了现象。
既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也就成了我思考、研究的对象。这段时间我很认真地探究了一番。
在社会大众特别是在千千万万“家有考生”的家长心目中，张雪峰是教育领域中的一位“平民英雄”。在当下这个世俗化，甚至被普遍认为是“平庸化”的社会里，一位以高考咨询为主业的网红居然成为“英雄”人物，显然应该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与背景。
费孝通先生有句名言：当今中国一切社会学问题都与中国的工业化有关。同理，在我看来，当今中国一切政治学问题也都与中国的工业化有关。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道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有幸遇上和经历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包括社会意识、文化在内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综合性的社会进程被人们称为“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三化”中的一条主线便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人的身份改变，人们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社会层级流向高社会层级。社会流动是社会的活力所在，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释放。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因此而获得发展进步。
在亚洲，日本是工业化的“领头羊”。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工业化的起点。明治维新的纲领是《五条誓文》，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说的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流动的动力来源。后来，美国驻日本大使、著名日本研究者赖肖尔在其名著《日本人》中，将推动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的重要作用精要地概括成一句话：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以受教育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赖肖尔准确深刻地揭示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打破了日本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壁垒，推动国家走向了工业化。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面貌，带来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大发展。2018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制作了一部电视政论片，其中有一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线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社会基本价值的改变。这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论与赖肖尔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论一样，深刻揭示了教育制度变革对社会流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社会流动意味着原有社会结构的改变，意味着阶级阶层壁垒的破除。社会革命会带来社会流动，但革命也会造成巨大社会动荡和破坏，而教育则不同。教育，特别是“人人接受教育”，可以绕过社会等级的藩篱，通过一种公开、和平、公平的方式实现社会流动，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这就是人们爱说的：教育改变命运。教育，可以说，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三代中国人经历了这样的变革。与日本明治维新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社会变革就是把中国从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以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这种伟大而深刻的变革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教育改革，恢复高考。高考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核心，高考是社会流动的总开关。
社会流动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消失，代之以新的社会结构。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巨大变化，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似乎一切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一片欣欣向荣，人人争先恐后。我是77级的大学生，我们多么幸运呀！我记得上大学后，我常常坐在教室里舍不得离开，能够有机会再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是多么幸福、多么享受！
我们上大学时，要经常接受一个教育：上了大学不是进了“保险箱”，意在督促我们努力学习，保持危机感。但后来我们明白了，那时候上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1977年，中国已经停止高考招生近12年，在此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1977年底恢复高考，全国12届的数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有资格参加高考。当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570万，录取27.3万，录取率约为4.8%。这27.3万大学生在当年简直被视为“天之骄子”，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按中国老话说，这叫“鲤鱼跳龙门”。按现在的说法，就叫“阶层跃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阶层跃升”的主渠道就是高等教育，阶层跃升的门槛就是高考。1982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这一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社会流动及阶层跃升，其结果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中，党政干部及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城市白领和民营企业家等四大阶层，被普遍认为属于中等及以上社会阶层。一般估计，中国现职党政干部、公务员约有1000余万，国有企事业职工约7000万，城市白领约8500万，民营企业家约5500万，四大群体合计约有2.2亿人。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形成2.2亿规模的中上层社会群体，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
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却仍未完成，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未从“金字塔”转为“橄榄球”。令人担忧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流动速度却逐渐放缓，还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苗头。“阶层固化”是两种趋势的共同结果：一方面，社会流动速度下降，阶层跃升减少；另一方面，社会中上层出现了代际接续现象。二者共同滞缓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影响中国社会持续进步。
人们普遍感受到现在社会中弥散着大量焦虑情绪。批评张雪峰的人们说他是个贩卖焦虑的网红，甚至指责他靠贩卖焦虑赚钱。这显然是过分的、夸张的。当今社会上焦虑还用贩卖吗？普遍的焦虑情绪是客观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对于社会流动趋缓和阶层固化的担忧。
但是，在对社会流动和阶层固化的焦虑背后，人们依然保留着对教育的期待。因为人们仍然相信和寄希望于依托教育改变命运。对于中下层社会群体而言，过去、现在、将来，要改变命运、实现跃升的唯一途径就是跨越高考门槛。这样就不得不说到张雪峰了。他是一个帮助无数普通家庭打破了教育信息差，进行高考升学咨询的顶流专家。他是靠《七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等视频出圈走红的。他被视为万千寒门学子和普通家庭的“指路明灯”。
张雪峰的出现对于他个人也许偶然，但“张雪峰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演化和高考现状导致的一种必然。
伴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作为其内在动力机制的教育制度和高考，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高校录取率仅为4.8%，到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1335万人，录取907万人（含本专科），录取率高达68%。从高等教育发展角度看，现在与1977年时相比是大大进步了。但从社会流动角度看，普通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社会流动的阀门作用。扩招及高等教育普及化，使本科学历从“稀缺品”变成基础配置。大学失去了保底阶层跃升的作用。
当下阶层跃升的“筛子”已经从普通大学变成了名牌大学及优质专业。现在要“一跃龙门”，就是要考上985/211大学及其热门专业。接受高等教育的关键，从“有学上”变成“上对学”。扩招和高等教育普及发展，大大升级了高考的竞争激烈性。当今实现阶层跃升的逻辑链条呈现出新的样式：高等教育普及→社会流动通道变窄→教育筛选从“有无”转为“优劣”→升学选择的重要性空前提升。在这个逻辑链条的终端，无比焦虑、惴惴不安的千万个普通家庭，急需高考信息与学校和专业选择的指引。在这种形势下，张雪峰应运而生。张雪峰以及张雪峰们，恰好满足了这一社会需求，成为万千普通人、普通家庭进入社会流动的“加油站”与“指路人”。我想这就是张雪峰之死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社会共情的根本原因，它是无数个普通家庭及中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流动趋缓、教育竞争内卷化背景下的一次集体情绪投射。
张雪峰值得受到民众的同情和爱戴。但人们更应该关注由“张雪峰现象”引起的对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思考与重视。社会大众，尤其是普通家庭对教育及高考的焦虑，折射出隐含着的对阶层固化的忧思。当城市化率超过65%以后，工业化便进入了成熟稳定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的增量空间变小，社会焦点从“做蛋糕”转向“分蛋糕”，流动减速、阶层固化是必然的伴生现象。在增量减少的同时，阶层内代际接续却在增强，这就是社会流动、社会进步新的结构性阻碍。
现在有这样一些数据应引起我们更多的警觉。在我国，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已经达到0.45。该系数为1时，代表阶层完全固化，系数为0则代表流动性极高，0.45意味着父辈收入差距会有近一半传至子辈。从国际标准看，这一系数反映出社会中存在比较明显的阶层固化现象。这种水平的代际接续性投射到社会流行语上，就是现在青年人常挂在嘴上的“拼爹”。再有就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阶层分化。在985/211大学里，城市重点中学生源是农村普通校的8倍以上。超一流的名校中，农村户籍学生仅占16%左右。这些数据与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受到了挑战与削弱。人们凭借个人努力和公平规则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跃升的途径，正在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挤压。还以高考为例，现在高考还在，高考仍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主渠道，但高考竞争同时也意味着一次“家庭实力总决赛”。由此，形式上的、规则上的公平性，就受到了金钱、权势和人脉等等“场外因素”的消解。
最后还要再一次提到张雪峰。张雪峰的高考报名咨询给了那些寒门学子和普通家庭，在高考“临门一脚”时刻，获得了对抗那些他们所不具备的“场外因素”的一点点技术支持。但我想，要保持高考公平性、维护社会正义、保障社会流动，让更多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跃升，实现他们的“中国梦”，仅仅靠“张雪峰们”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社会精英，共同担负起那份社会责任。
